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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读书!莫读书!惠施五车今何如?请君为我焚却“离骚赋”,我亦为君劈碎“太极图”;朅来相就饮斗酒,听我仰天呼乌乌。深衣大带讲唐虞,不如长缨系单于;吮毫搦管赋“子虚”,不如快鞭跃的卢。君不见前年贼兵破巴渝,今年贼兵屠成都;风尘澒洞兮豺虎塞途,杀人如麻兮流血成湖。眉山书院嘶哨马,浣花草堂巢妖狐。何人笞中行?何人缚可汗?何人丸泥封函谷?何人三箭定天山?大冠若箕兮高剑拄颐;朝谭回轲兮夕讲濂伊。绶若若兮印累累,九州博大兮君今何之?有金须碎作仆姑,有铁须铸作蒺藜。我当赠君以湛卢青萍之剑,君当报我以太乙白鹊之旗。好杀贼奴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死诸葛兮能走仲达,非孔子兮孰却莱夷?噫!歌乌乌兮使我不怡,莫读书!成书痴!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由叶适极力提倡,而在“四灵”的作品里充分表现,潘和叶也是永嘉人。叶适认为:“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杜甫强作近体……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今人皆不能到……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朱熹批评过叶适,说他“谎话只是杜撰”,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他说杜甫“强作近体”那一段话,正所谓“只是杜撰”;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潘阆、魏野等的诗,正所谓“只是小”。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潘阆、魏野所承袭的──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狭隘得多,主要指姚合和贾岛,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就是赵师秀所选“二妙集”里的“二妙”。穷山候至阳气生,百物如与时节争。官居荒凉草树密,撩乱红紫开繁英。花深叶暗耀朝日,日暖众鸟皆嘤鸣。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南窗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晓催天明;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竹林静啼青竹笋,深处不见惟闻声;陂田绕郭白水满,戴胜縠谷催春耕;谁谓鸣鸠拙无用,雄雌各自知阴晴:雨声萧萧泥滑滑,草深苔绿无人行;独有花上提葫芦,劝我沽酒花前倾。其余百种各嘲哲,异乡殊俗难知名。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澳门网络游戏平台排行张耒(一○五四~一一一四)字文潜,自号柯山,亳州人,有“柯山集”。在“苏门”里,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风格也最不做作装饰,很平易舒坦,南北宋的诗人都注意到他这一点:“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开百花”;“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他受白居易和张籍的影响颇深,而读他的七言律诗常会起一种感觉,仿佛没有尝到陆游七律的味道,却已经老早闻着它的香气,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息。可惜他作的诗虽不算很多,而词意每每复出叠见,风格也写意随便得近乎不耐烦,流于草率。张籍的诗正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白居易的诗稿是张耒亲眼看到的,上面也是翻来覆去的修改。张耒似乎没有学他们这种榜样,看来他往往写了几句好句以后,气就泄了,草草完篇,连复看一遍也懒。朱熹说他“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还没留心到他在律诗里接连用同一个字押韵都不管账。

澳门网络游戏平台排行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血阝,不过是文移!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讠永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东府买舟船,西府买器械。问侬欲何为?团结山水寨。寨长过我庐,意气甚雄粗。青衫两承局,暮夜连勾呼。勾呼且未已,椎剥到鸡豕。供应稍不如,向前受笞棰。驱东复驱西,弃却锄与犁。无钱买刀剑,典尽浑家衣。去年江南荒,趁熟过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归未得!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流离重流离,忍冻复忍饥;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淮南丧乱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

戴复古(一一六七~?)字式之,自号石屏,黄岩人,有“石屏诗集”。他活到八十多岁,是江湖派里的名家。作品受了“四灵”提倡的晚唐诗的影响,後来又搀杂了些江西派的风格;他有首“自嘲”的词说:“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贾岛是江湖派所谓“二妙”的一“妙”,杜甫是江西派所谓“一祖三宗”的一“祖”,表示他的调停那两个流派的企图。据说他为人极谨慎。“广座中口不淡世事”,可是他的诗里每每指斥朝政国事,而且好像并不怕出乱子得罪人。陈与义(一○九○~一一三八)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有“简斋集”。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桥本环奈出席20岁首部电影试映会 表示故事像鬼屋澳门网络游戏平台排行风雨潇潇似晚秋,鸦归门掩伴僧幽。云深不见千岩秀,水涨初闻万壑流。钟唤梦回空怅望,人传书至竟沈浮。面如田字非吾相,莫羡班超封列侯。

稚儿怕寒床下啼,两骭赤立仍苦饥。天之生汝岂为累,使汝不如凫鹜肥?官家桑柘连四海,岂无寸缕为汝衣?羡尔百鸟有毛羽,冰雪满山犹解飞!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紫。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初失清河日,骎骎遂逼人。余生偷岁月,无地避风尘。精锐看诸将,谟谋仰大臣。忄耎夫忧国泪,欲忍已沾巾。旱田气逢六月尾,天公为叱群龙起;连宵作雨知丰年,老妻饱饭儿童喜。向来辛苦躬锄荒,剜肌不补眼不疮;先输官仓足兵食,馀粟尚可瓶中藏。边头将军耀威武,捷书夜报擒龙虎;近报杀退龙虎大王。便令壮士挽天河,不使腥⺶亶汙后土。咸池洗日当青天,汉家自有中兴年;大臣鼻息如雷吼,玉帐无忧方熟眠!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有“文忠集”。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封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屦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尖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这些道学家常要用诗体来讲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更觉得内容受了诗律的限制,就进一步的散文化,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例如徐积那首近二千宇的“大河”诗。萧立之(生卒年不详)一名立等,字斯立,自号冰崖,宁都人,有“萧冰崖诗集拾遗”。这位有坚强的民族气节的诗人没有同时的谢翱、真山民等那些遗民来得著名,可是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们的造诣。南宋危急的时候,他参预过保卫本朝的战争;南宋亡後,他对元代的统治极端憎恶。除掉七言古诗偶然模仿李贺和五言律诗偶然模仿陈师道以外,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自成风格,不像谢翱那样意不胜词,或者真山民那样弹江湖派的旧调。织篱为界编红槿,排石成桥接断塍。野老生涯差省事,一间茅屋两池菱。田因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关;黄犊归来莎草阔,绿桑采尽竹梯闲。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额烟;争信春风红袖女,绿杨庭院正秋千。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提壶芦,树头劝酒声相呼,劝人沽酒无处沽。太岁何年当在酉,敲门问浆还得酒;田中禾穗处处黄,瓮头新绿家家有。罗与之(生卒年不详)字与甫,自号雪坡,吉安人,有“雪坡小稿”。在江湖派诗人里,他作的道学诗比例上最多,有几首二十字的抒情短诗,筒练精悍,颇有孟郊、曹邺的风味,同辈很少赶得上的。澳门网络游戏平台排行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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